●能否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直接取决于相关的老年保障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
●用大保障的思路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化的混合型老年保障体系，将可以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保障经济压力与社会服务压力化解在一个责任共担、纵横交错的安全网络之中。
在“未富先老”和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的背景下，人口加速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包括经济来源及生活照料服务），正在由家庭问题转变成为重大社会问题。能否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直接取决于相关的老年保障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从国际上看，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并共同分担老年保障的责任，已经成为老年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我国应当用大保障的思路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化的混合型老年保障体系，即：打破传统型家庭养老保障与现代型社会养老保障的两极思维定势，在政府的主导及引导下，将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结合起来，通过多元化、多层次化的制度安排，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保障经济压力与社会服务压力化解在一个责任共担、纵横交错的安全网络之中。
大保障体系构架的多元化，就是充分发挥家庭或个人、政府、社会、单位、市场乃至社区邻里互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按照相应的责任分工来分担老年保障责任，实现养老资金筹集与老年服务提供的多元化；大保障体系构架的多层次化，则是将老年保障分为若干层次，确保每一个老年人至少可以享受到两个以上层次的保障。多元化与多层次化的混合型保障机制，能够适应不平衡发展的具体国情并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求。根据责任承担的方式，大保障体系可以分为如下六个层次：
自我保障层次。家庭或个人自我保障构成大保障体系的基础或第一层次，是国民（或者通过家庭）对自己的养老问题直接负责的方式，其经费来源于家庭或个人的积累，其服务方式是相互提供和相互满足。家庭或自我保障不仅符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是我国社会的现实格局及法制规范使然的一种老年保障机制。
政府负责层次。普惠式的国民养老保险与覆盖老年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制度构成大保障体系的第二层次，政府是这一层次的直接责任主体。这一层次制度的出发点是面向所有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收入保障，经费来源于税收，待遇标准与工资脱钩但与物价水平挂钩，并随着整个社会平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它体现着老年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益，是显具公平性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与此同时，政府负责的贫困救济制度（我国现阶段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覆盖着老年贫困人口。
责任分担层次。差别性职业养老保险与社会化的老年服务构成大保障体系的第三层次。前者在政府主导下由雇主与劳动者分担缴费责任，待遇标准因与劳动就业及缴费相关而存在着差异，从而是兼顾公平（政策统一规范、统一的税制优惠与雇主分担缴费）与效率（与个人工资水平与缴费年限直接相关）的制度安排；后者属于公共福利范围，需要政府投入、社会筹资、个人付费，从而也是政府主导且由社会分担责任的老年福利保障机制。
单位负责层次。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或非企业单位提供的补充养老保险等）作为职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大保障体系的第四层次。在这一层次，政府应鼓励单位提供补充养老保险，但不应干预企业及其他单位建立补充养老保险的自主权，其经费既可以全部由雇主提供，也可以由雇主与劳动者分担。它服从单位的发展战略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需要，从而应当属于单位负责的保障层次。此外，单位提供的其他职业福利（如住房福利等）也可以对老年人的生活保障起到一定的作用。
市场提供层次。商业性人寿保险以及其他通过市场获得的老年保障，构成大保障体系的第五层次。它由市场提供，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易来完成，从而在实质上仍然属于个人自我负责，只不过与家庭或自我保障相比，市场提供的方式具有了社会化的意义。其他层次。如邻里互助、社区互助、亲友互助，以及诸如老年人协会等社会团体组织的互助活动，也可以为老年人提供补充性的保障或服务。
在上述老年保障体系中，每一个层次既包含着经济保障，也包含着服务保障的内容（家庭保障还包含着情感满足）。其中普惠式的养老保险覆盖全体老年人，差别性职业养老金覆盖受雇劳动者，两者构成我国未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以由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逐步过渡。在大保障体系的构建中，政府承担着普惠式国民养老保险、老年救济的全面直接责任和老年人公共福利体系构建及差别性职业养老保险的主导责任，同时，对其他层次也负有重要责任。例如，在家庭或自我保障层次，政府可以通过确立家庭健康、互助、脱贫、服务政策等来补充或扩充家庭保障的不足；在单位负责层次，政府可以通过适度的税收优惠来加以引导；在市场负责层次，政府也可以通过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来发挥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互助方面，政府可以提供相应的设施和精神褒奖等加以推动。
